從認識李陽開始，總覺得他似乎一直是處在一種隨心所欲的快樂之中。沒有刻意去做要做的事，也沒有可以看得見的執著的目標。一切就像時間一樣漂流，過也是如此，停也是如此。因此，不少人不知李陽在忙什么。這是李陽的一種另類生存法。
如果需要總結的話，在一種大的文化環境之中，另類化生存，其狀態大約有三：一是為異類而異類，以奇為美，以怪為習;二是無所追求，我行我素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在世俗中不斷退縮，在越來越小的空間中留一份本真，隨波放逐;三是因為其自身的追求與理想與當下的時尚存在巨隙，在抗爭中特立獨行，不惜冒著被邊緣化的危險，不妥協地抗爭，終被視為不與世俗合作的異類。此等“怪人”在美術圈里雖然越來越少，但李陽當屬第三種異類中的“男主角”。在當下作為一個有思想與追求的異類談何容易，為保持一種獨立與自由的追求與探索，付出的不僅僅是時間與心血，更多的是對靈魂的拷問與人性的煉獄。李陽一路走來，花白的不僅是頭發，而且僅有一撮胡子也著了霜，可見在他輕松地外表下，有著并不平順的心路，以及挪動著的是并不輕松的步伐。
李陽與我同年，是所謂的科班出身，因久居美術學院讀書復教書，又常被冠以“學院派”。在很多時候，生存的狀態與環境對一位藝術家的影響，可謂是刻骨銘心的。
李陽一直在陜西生活、學習與工作，“長安畫派”對他的影響，以及他果敢的反叛性格都是非常明顯的。他的父親是一位書法家、教育家。有很多學生,也有很多藝術界的朋友，這對李陽的教育可謂是潛移默化的。父親帶李陽去藝術家的工作室，如蔡亮、王子武、張義潛、蔡鶴汀等，聽他們談話，看他們作畫，后來也經常談論藝術問題，毫無疑問，父親就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下面我們就先談“長安畫派”對他的影響。人們都知道，在“長安畫派”的傳統中，有兩個方面是至關重要的，一是對生活的深入與體驗;一是對傳統的觀照與領悟。李陽的繪畫是在生活的參與及體驗之中，不斷深入與發掘人性的靈光及感動，沒有概念化的摹寫與無病呻吟狀的寫真，以及照片似的堆積，而是用思考的理性去整合自己感性化的提煉與抽象，這要歸于其對生活的深入參與，與最為貼近的全身心地體驗。另一方面是“長安畫派”對待傳統的態度與方式，深深地影響著李陽的審美趣味，那就是重精神而輕樣式。這也可能是“長安畫派”在當代能夠獨樹一幟，而避免了當今畫壇趨同走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獨門秘籍。李陽在這方面，比他的前輩們走得更加不拖泥帶水，即更徹底地關注傳統精神，更為聚焦繪畫語言的表現力，包括不排除在材料及色彩方面的一些重要而大膽的探索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對長安畫派的繼承方面，李陽可能更好地發揮了自己所特有的一些當代優勢，而規避了老一輩們無法企及的歷史及其相關要素，更為超然與輕松地予以繼承與生發，這是李陽藝術與人生的基點。有了這個基點，我們還是更多地看到了李陽對“長安畫派”甚或說是對傳統中國畫傳統的一種反叛。這種反叛會有兩種結局：一種是掙脫，名曰實驗;另一種是出新，名曰創造。試驗是一個過程，具有最大的風險，稍有不慎，就會曇花一現、煙消云散，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承認，更勿談回報。但也有人在試驗中找到了出新之路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造。李陽幾十年來與自身的困斗，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進入一個全新的佳境，在藝術的苦苦追尋中，似乎正在領略那并不高亢的眾妙之門。
從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其反叛的軌跡，更多地是一種生活，并用當下的生存哲學去思考與對比，在反差中尋找美的鮮活的一面，而不去重復前輩與同輩們的關注點：一是從語言的表現趣向上，更具開放性與探索性，色彩與材料為表達的思想服務，在試驗探索中，不斷發現并掌握其規律化的東西，并在不斷地在創作表現中形成了自己的語境。二是思考與觀念已在畫面中形成掌控，而不僅僅是闡釋生活與生活所展現出的意義。對生活的表達與表現已讓位于一種精神性的表達與需要，如果說李陽以前是過多地追求形式上的獨特，倚重色彩的張力，那么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李陽正在沿著文化的向度關注精神。
為什么會產生繼承與背叛這樣向背的張力現象呢?我想從藝術哲學的角度上講，這取決于其積累而成的審美能力，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審美趣味與審美體驗。可以這樣說，李陽繪畫審美趣味的形成有賴于六個方面：
一、審美文化的評價取向
李陽在藝術活動中，更多地是關注審美文化的當代性的敘說與呈現，在創作中更多地挖掘藝術本體與本源性的因素，并從人本化的視野來展現人性的光芒及真、善、美的狀態，遠離甚或是脫逃世俗的、異化的力量的牽引。特別是都市時尚化的輕薄趣味、媚俗及功利化的當下狀態，讓不少有才華的藝術家成為一種隨波逐流的犧牲品。從文化批評的角度來看，這種甜膩的氛圍往往使人難以自拔，在溫柔中落入功利與享樂的煙云之中。李陽時常“失蹤”于西藏與尼泊爾等地，杳無音訊一段時間，這叫做給心靈放假，還是一種有預謀的逃離，甚或是對一種新的氣息的體驗，這似乎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都市密不透風的關聯中呆久了，就要出去透透氣，這是李陽藝術感悟充電的一種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