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里，珍藏著一件中國北宋大畫家易元吉(字慶之，生卒年不詳，約當宋仁宗英宗朝)的絹本《聚猿圖》卷。這是末代王孫溥儒窮困潦倒中于1927年賤賣給日本藏家的珍品之一。卷上無款，因拖尾有元錢選跋，圖中分鈐南宋權相賈似道、清耿昭忠耿嘉祚父子、安歧及清內府鑒藏印，上又有乾隆御題，且經《石渠寶笈續編》著錄，歷來被專家們認為是可以全面反映號稱“徐熙后一人而已”的易元吉繪畫面貌的杰作。
不過，令人驚異的是，在近代海上最著名的收藏世家張蔥玉(名珩，1914-1963年)看來，《聚猿圖》卻遠不及易元吉的另一件同樣無款之作《麞猿圖》精彩。張氏一門三代皆是海上鑒賞收藏巨眼，名滿天下;張蔥玉本人更以收藏和鑒定唐宋名畫馳譽海內外，當世無人能出其右，不僅20歲時即被故宮博物院特聘為鑒定委員，更是解放后我國第一代也是最年輕的書畫鑒定大師，所藏唐張萱《唐后行從圖》、唐周昉《戲嬰圖》、唐顏真卿《竹山堂聯句詩冊》等無一不是震動中外的國寶。而于易元吉兩猿卷，張氏當年所作鑒賞筆記有言如此：“此圖(即《麞猿圖》卷)構圖簡潔而野趣盎然，卷末有二麞尤佳。樹作點葉，石法略具北宋意趣。今世所傳易慶之畫，未見有款識者，亦未見有宋人題識者，此卷及《聚猿圖》之定為易作，皆出元人，想必有據也。……世人重《聚猿圖》而薄視此卷，以此未見著錄，亦無名收藏家印記故，耳食可嘆如此。《聚猿》之猿雖多，以筆墨論，正未易逾此耳。”不僅對歷代以來偏重著錄、名家印記而忽略作品本身藝術性以致只能人云亦云、毫無主見的收藏誤區多致不滿，更明言兩卷的優劣之分正在其“筆墨”藝術，以故當時他力排眾議，舍《聚猿圖》而取《麞猿圖》卷，其眼光之毒、之獨，可見一斑。
被張蔥玉羅入藏篋的這卷《麞猿圖》，當是目前可見唯一一件尚可于市場流通的易慶之真跡杰作；而其于保利上拍，也是它數十年后的首次露面。張蔥玉極為看重此卷，不僅其《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》中詳細記錄此卷，即卷上各處名章亦一一標出，極稱詳備；1947年，張蔥玉好友、著名學者鄭振鐸又將之編入《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》，2003年鄭重著《海上收藏世家》亦著錄此卷，足見珍罕。
據考，卷上題引首及跋各人皆為當時一等一的名公巨卿或詩文書畫大家。分述如下。
1、題引首者胡宗仁。隸書“散懷林壑”四字，鈐印：“胡宗仁印”及“胡彭舉”。
《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》頁六二三載：
胡字彭舉，號長白，上元(今南京)人，隱于冶城山下。工詩、畫，山水師倪瓚，晚出入王蒙、黃公望二家，其筆意古質，頗有五代以前氣象。老而食貧，不謁時貴，嘗詠唐寅詩：“閑來自寫青山賣，不使人間造業錢。”殊自得也。亦善墨竹。工漢隸，得中郎(蔡邕)遺法，師魏《受禪碑》，簡勁方正中，雅氣逼人。按宗仁曾于萬歷二十六年(一五九八)寫《送張隆父歸武夷山水圖》，萬歷四十年(一六一二)作《蘿月軒圖》，見《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》;而《清朝書畫家筆錄》列入清雍正朝(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)，誤。
所提胡氏兩作，《送張隆父歸武夷山水圖》錄于《神州國光集》;《蘿月軒圖》著錄于《一角編》;此外，萬歷二十九年(1601)作《山水圖》錄于《明清書畫集》。
又清王士禛《香祖筆記》卷九中亦有云：“金陵胡宗仁字彭舉，以畫名，亦工詩，與竟陵鐘伯敬為友。……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，代禪吟寫，此后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。”以為胡氏一門是繼沈周之后詩壇領袖，贊譽極高。
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獲贈于“敏求精舍”和“學海書樓”主席、“北山堂主人”利榮森先生(1915-2007) 數以千計的文物，其中書畫為最大宗，占六百余項之多。其中一卷極為珍貴罕見的吳彬、胡宗仁、高陽合作《江山勝攬圖》，胡續部分在中段，造景枯瘦，筆墨簡淡，氣質卻跟吳作前段毫不相拒。另有胡宗仁作《秋山圖》，曾于數年前公開展出。
以上述數種胡氏作品之書法及用印，比較此幅所題引首及用印，可知同出一人。
2、首跋班惟志，署“恕齋”款、鈐“班彥功印”。
《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》頁七四〇載：
班惟志字彥功(一作彥恭)，號恕齋，大梁(今河南開封)人。官集賢殿待制、江浙儒學提舉。工詩能文;善墨戲，精書法。早歲宗二王，筆勢翩翩，不失書家法度。晚年學黃華(王庭筠)，應酬塞責，俗惡可畏。文宗嘗評其書如醉漢罵街。袁中道謂其行書清健出塵，不在趙王孫(孟頫)下。
班惟志以詞曲名家。元鐘嗣成《錄鬼簿》一向以錄選當時已死名公為號召，但卻在“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”條列趙子昂等凡近三十人后系“方今名公”，下僅列“李溉之學士、曹子貞學士、馬昂夫總管、班彥功知州、王繼學中丞”五人，并概論其人文才，言：“右前輩名公居要路者，皆高才重名，亦于樂府留心。蓋文章政事，一代典刑，乃平昔之所學;而歌曲詞章，由乎和順積中，英華自然發外者也。自有樂章以來，得其名者止于如此。蓋風流蘊籍，自天性中來;若夫村鄙固陋，不必論也。”極見評價之高。后來明朱權編《太和正音譜》又將其列于“詞林英杰”一百五十人之中。而另一元人夏庭芝在其《青樓集》中“張玉蓮”條下亦有句云：“往來其門，率多貴公子，積家豐厚，喜延款士夫。復揮金如土，無少暫惜。……班彥功與之甚狎。班司儒秩滿北上，張作小詞《折桂令》贈之，末句云：‘朝夕思君，淚點成斑。’”亦可見其情狀。班司儒即班惟志，當時任浙江儒學提舉。
但班彥功并非單純的詞曲作家，他還是當時極有聲望的書法家，其書名當時已著，有“家家恕齋(班惟志)字，戶戶雪窓(普明)蘭”之稱。班書傳世有《跋鮮于樞草書韓愈進學解》(北京首都博物館藏)、《跋趙孟頫書前后赤壁賦冊》(臺北故宮藏)等作，可知其非浪得虛名。班氏同時還是元四家之首黃公望的至交，與趙孟頫、楊維楨、道士張伯雨等人亦多過從。黃公望在其傳世多幅作品中，皆有“班彥功”、“彥功”之上款，如北京故宮藏其《九峰雪霽圖》軸，黃氏自題曰：“至正九年春正月，為彥功作雪山次，春雪大作，凡兩三次，直至畢工方止，亦奇事也。大癡道人時年八十有一，書此以記歲月云。”即可證兩人交誼非淺。
以此，班惟志又頗有鑒賞家名。今傳五代顧閎中所作《韓熙載夜宴圖》后即有班惟志泰定三年(1326年)題詩，首句即云：“唐衰藩鎮窺神器，有識誰甘近狙輩。”(后文略)以李唐正宗自擬，對韓熙載夜宴事多指斥，直以孟子所謂“知人論世”之法為繩準，卓然知人論畫大家。以此與他跋北宋易元吉《麞猿圖》卷所言“一猿坐石一攀枝，飲岸馴麞并立窺。將詔品題窮世態，又成三絕畫詩癡”，則顯見班氏對易畫之推崇備至。所謂“窮世態”之說，即以為易元吉以猴喻人、以猴之世態暗諷人之世態，與他在《韓熙載夜宴圖》后所題之持論正同一路數。
而以班氏傳世書跡與此卷《麞猿圖》所跋對較，雖字形有殊，但筆畫、結體、頓挫之類，并無二致。
3、次跋唐珙，署“雷門唐珙溫如父題”款，鈐“雷門”、“行素齋”、“唐珙溫如”印。
《全唐詩》“無考”類詩人中收錄一首“唐溫如”的《題龍陽縣青草湖》：“西風吹老洞庭波，一夜湘君白發多。醉后不知天在水，滿船清夢壓星河。”原南京大學教授、中國古代文學泰斗程千帆先生一仍其例，以“唐溫如”為唐末人，并著《從唐溫如〈題龍陽縣青草湖〉看詩人的獨創性》一文。此說遭到中山大學陳永正教授反對，其1987年所作《〈全唐詩〉誤收的一首七絕——唐溫如的〈題龍陽縣青草湖〉》一文即專論此事，考訂唐溫如為元末明初人，資料極為翔實，其云：
按，唐溫如此詩，不見于唐、宋人有關載籍中，連素有淹博之譽的宋人洪邁撰集的《唐人萬首絕句》進御本及趙宦光、黃習遠的編定本中也沒有此詩，自唐至清諸家唐詩選本也未予選錄。唯一例外的是管世銘《讀雪山房唐詩鈔》選入此作，見該書卷三十四。最早收錄唐氏此詩的是元人賴良編撰的《大雅集》，題為《過洞庭》，唐珙作。在作者小傳中介紹，珙字溫如，會稽人。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載，賴良字善卿，浙江天臺人，“是集皆錄元末之詩”，“其去取亦頗精審”，“故不失為善本”。《大雅集》前有元至正辛丑一三六一年楊維楨序，稱其“所采皆吳越人之隱而不傳者”。可知《大雅集》所錄諸家，皆為編集者同時代人，又有鄉里之誼，所收作品亦當可靠。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甲前集十一收入唐珙《過洞庭》及《題王逸老書飲中八仙歌》，據《列朝詩集》編輯體例，甲前集所收的多為“明世之逸民”，可知唐珙也是自元入明的詩人。《古今圖書集成·方輿編·山川典》第二百九十八卷“洞庭湖部”收錄唐珙《過洞庭》詩，亦置于元人之列。
因此，唐珙(字溫如)為元末明初詩人已確定無疑。又此卷中唐珙自題籍里為“雷門”，雷門即古代會稽城門，如《會稽記》記云：“雷門上有大鼓，圍二丈八尺，聲聞洛陽。”《湘州記》亦云：“泉陵山有大石鼓。昔有神鶴飛入會稽雷門中，鼓因大鳴。”又《太平寰宇記》“臺州白鶴山”條：“昔有白鶴飛入會稽石鼓，俗傳雷門鼓中，擊之聲震洛陽。”《太平御覽》：“昔有白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，擊之聲震洛陽，故名。”則唐珙其人其里可知。